聚焦前沿问题，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新形势下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齐鹏
世界正处于科技变革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历史交叉点。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驱动力量，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发展格局和国家安全生态。
人工智能三大基石
人工智能的三大基石是算法、算力、数据。从算法上看，过去几年，以Transformer架构为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于深度学习的大语言模型不仅展现出惊人的语义理解能力，还使得机器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图像甚至音频、视频内容，极大便利了思维内容的输出。
信息输入与输出的过程变得便捷，相应地，算力也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芯片工艺从5nm逐步向3nm及更先进制程演进，为大规模并行计算提供了硬件基础。
在数据方面，新款产品开始内置先进的AI芯片，通过本地化处理提升响应速度和数据隐私保护力度。AI技术已经加速向普及化和场景化方向发展。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制高点，通过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增加研发投入、构建创新生态等多种方式，力图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这种竞争早已超越纯粹的技术层面，延伸至产业链、供应链和标准制定等多个维度。
人工智能本身是一种先进生产力，从积极方面看，人工智能前所未有地赋能国家安全。
在军事领域，智能无人系统大幅降低了作战风险，同时提升了侦察和打击的精准度。智能无人系统已经在战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先进的情报分析系统能够从庞大的数据海洋中迅速捕捉关键信息，为战略决策提供及时支持，将传统情报工作中耗时耗力的数据处理工作压缩至最小。
在网络安全方面，AI防御系统能够实时监测网络流量，识别异常行为模式，在攻击形成前将其拦截。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风险预警机制，已成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手段。特别是在面对新型网络威胁时，这种基于AI的主动防御比传统的被动响应更具优势。
对于产业安全，智能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系统极大地增强了生产网络的韧性。当国际供应链面临中断风险时，智能系统能够快速调整生产计划，寻找替代供应渠道，保障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这种能力在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甚至地缘政治冲突时尤为关键。
人工智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与此同时必须看到，人工智能给国家安全也带来了威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滥用对政治与经济安全的冲击。深度伪造技术使得虚假信息制作变得简单高效，恶意行为者可能利用这一技术制造虚假新闻，伪造政治人物言论甚至军事指令，引发社会混乱或战略误判。此外，自动化的网络攻击工具使得网络犯罪的门槛大幅降低，攻击的规模和复杂度却大幅提升，这对网络防御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其次是系统脆弱性对战略安全的威胁。随着AI系统在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的广泛应用，“黑箱问题”带来的风险日益凸显。当这些复杂系统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时，难以预测和解释的行为可能导致关键时刻的系统失灵。AI系统对数据的高度依赖也带来了新的攻击面，训练数据被污染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决策偏差。
更深层次的威胁在于治理边界的模糊化。人工智能的军民两用性使得技术扩散更加难以控制，民用技术可能被改造用于军事目的。这种边界模糊带来了监管上的困难，传统的分领域、分部门的管理模式难以应对这种交叉性挑战。同时，全球AI治理规则的缺失也加剧了国家间的不信任和误判风险。
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面对这些挑战，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要强化技术自主与安全创新。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必须坚持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突破“卡脖子”环节。这不仅包括芯片、算法等硬核技术，还包括安全框架、风险评估方法等软性能力。要建立国家级AI安全实验室，专注可解释性算法研发，确保AI系统在关键应用场景中的透明度和可控性。同时，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
其次，要构建多层次的数据主权保障机制。数据已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必须建立覆盖收集、存储、处理、流通全环节的数据安全体系。要实施分级分类的数据保护策略，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数据实行严格的本地化管理。
再次，要实施敏捷治理与伦理规范。传统的静态、刚性监管模式已难以应对AI技术的快速迭代，必须建立更为灵活、适应性强的治理机制。建立AI应用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对高风险应用，如自动武器系统，实施更严格的审查和监管。与此同时，要推动构建反映我国文化特色和价值观的AI伦理框架，确保技术发展的方向符合人类福祉。
最后，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全球AI治理体系的构建。在坚持技术竞争的同时，要认识到AI安全是一个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可主动提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治理倡议，联合理念相近的国家推动国际规则制定，打破某些国家的规则垄断。同时，通过“数字丝路”等平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构建更加多元的国际技术生态。
（作者为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
破解安全风险内外联动困局
苏若林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传统安全风险已突破主权国家的物理边界与政治藩篱，形成跨国界、跨领域的复合型威胁。国内冲突与国际博弈不再遵循单向因果链，而是形成彼此催化、相互强化的互动闭环。这种传统安全风险的内外联动效应，迫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而理解安全风险的内外互动逻辑，成为破解当前全球安全困局的关键切入点。
内外冲突联动的生成机制
传统安全风险内外联动主要表现为内外冲突联动，指的是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现象。这种联动不仅体现在冲突的直接传导上，还包括冲突的间接影响和衍生效应，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跨界性、复杂性和动态性。跨界性是指内外冲突联动跨越国界，涉及多个行为体，包括国家、非国家行为者（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人（如难民、移民）；复杂性是指冲突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多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难以单一归因；而动态性则是指冲突的演化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可能因外部干预、技术变革或行为体策略调整而迅速变化。具体到内外冲突的联动路径，其主要表现为国内危机的外溢和国际博弈的内化。
1.国内危机的外溢。
国内危机向国际冲突的转化源于国内治理失效与全球化要素流动的交互作用。当内部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或社会撕裂突破治理边界，危机通过难民潮、能源断供、产业链崩塌等自然外溢渠道冲击国际体系，同时国内政权可能通过制造外部冲突转嫁矛盾，将内部危机包装为地缘对抗议题。社交媒体与地下金融网络进一步加速危机扩散，使内部冲突演变为外部对抗的焦点。此外，外部势力还可能借机介入，通过军事援助、制裁施压或认知操控扭曲危机性质，形成“内部失序—外部干预—冲突升级”的螺旋链条。
2.国际博弈的内化。
国际冲突向国内危机的转化植根于全球化时代国家韧性与外部冲击的结构性失衡。域外战争、经济制裁与意识形态对抗，通过能源断供、产业链断裂等传导性创伤侵蚀国内民生基础，迫使社会矛盾显化；霸权国家以“民主输出”“规则重构”为名实施认知渗透，将国际阵营对抗转化为国内身份政治对立，激活制度脆弱带；技术封锁与金融脱钩则直接瓦解产业体系，制造结构性失业和财政危机。同时，国际冲突产生的“镜像效应”还会推动重塑权力格局，最终形成“外部震荡—内部裂变—治理失效”的恶性内化链条，使国家沦为地缘博弈的创伤承压体。
安全治理范式的转型路径
从国家安全的深层视角看，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冲突风险乃至更广范围的安全风险的内外联动。
全球化网络的复合交织放大了联动风险。能源、粮食、芯片等战略物资的跨境流动，使经济相互依存从稳定器转变为风险传导器。制裁与反制引发的供应链重构，催化关键领域“安全化”趋势，如当前常见的稀土资源“武器化”、数据基础设施“阵营化”和粮食贸易“政治化”。这些变化不仅重塑全球经济安全架构，更通过价格波动、就业冲击、技术断供等渠道，将国际博弈压力转化为国内治理危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冲突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具有代际传递性。战争创伤塑造的集体记忆，通过教育体系、文化符号、社会组织等渠道固化为身份政治的基础框架。当经济发展难以弥合历史裂痕时，族群矛盾、宗教对立、地域歧视等结构性张力，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为新的冲突火种。社交媒体算法驱动的信息茧房，也会进一步极化社会认知，使国内政治成为国际博弈的观念战场。
破解安全风险内外联动的困局，需要从认知框架、制度设计与实践策略三个层面推进治理范式革新。
首先，重构安全认知的坐标系。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已经表明，以绝对安全和集团对抗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反而成为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只有超越“绝对安全”“排他安全”的传统思维，承认安全风险的“量子纠缠”特性，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安全与稳定。
其次，创新制度供给的交互界面。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仍需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联合国框架内构建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科技企业、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架构，形成安全治理合力，并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全球安全治理效能。要重点完善跨境数据流动、供应链安全等新兴领域的制度供给，通过“领域化规则”应对“跨界性风险”。
最后，培育韧性发展的共生基底。将安全能力建设嵌入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以创新化解风险、以开放稀释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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