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最初就是一部短文集，有文无名，时人泛称为《书》；汉代改称《尚书》，即表明它是“上古之书”意。此书问世的时点当在春秋中后期，因为最后一篇《秦誓》，写的就是公元前627年秦军惨败之后，如何对待败军之帅的事。
《书》的作者应是一位在苦水中泡透的穷孩子。为什么这样说？此《书》的主旨就是“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国家的根本不是君王，而是人民。这种思想对吗？肯定对：因为人民爱你，谁都奈何不了你；人民恨你，连天帝都保佑不了你。谁能产生这样的思想？从孔子心里肯定冒不出来，因为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君君臣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复礼、复礼、再复礼。所以，能把民当作国家根本者，必是被苦水泡透的人。至于为什么说他写此书时还是孩子，你先猜猜此人是谁，咱们稍后还会说到他。
既然民为邦本，怎么才能使本更加牢固？统治者必得施“德”。什么是德？很简单，就是使人民充分得到利益。有人对此不解：国家的财物是有限的，人民得到的越多，供统治者享受的不就越少吗？这种想法看似合理，实则荒谬：财富是谁创造的？人民。你让人民得到好处，他们就能暴发出更大的劳动激情，财富肯定会急剧增加，统治者得到的是多了，还是少了？这只是算的经济账，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统治者对人民越关心，人民对统治者越感激。这种关心，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物资，一个好的政策，甚至远比巨额物资强得多。比如大禹分九州，九州的长官为“牧”，就是放牛人。有甲乙两个放牛人，甲的做法是：把牛赶进一大片草地中不管了，由它们随意跑着找草吃；牛吃肥了，长大了，甲的财产自然而然地也就增多了。乙的做法是：先把牛分成三等，第一等为特，就是强壮的大公牛；第二等是除特之外的强壮公牛；其余的牛均为第三等。三等牛必须依次进入草场，特吃饱了，第二等才能入场；第二等吃饱了，第三等才能排着整齐的横队按规定的路线往前去吃草，不准超出规定的范围，不准乱队。
你知道这两个放牛人是谁吗？甲是老子，他主张统治者要充分尊重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相信人民按照自己的路子一定能生活得更好。人民富有了，国家自然也就富有了。这就是“德”的本质：人民能得到小利，国家就能得到大利，这正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乙是孔子，其治国主张就是礼，那个“特”无疑就是君王，他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第二等的就是臣，他们拥有次于君王的大小不等的权力；第三等的是民，想吃口别的牛吃剩下的草，还必得受到种种约束，稍有越规，轻者鞭打，重者砍头。故老子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故对孔子所说的“礼”不要理解成行为有礼貌，而是严重束缚人的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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