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我国经济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重大关口，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规律，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生产力发展实践出发，经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反复比较和思考，提出的具有很强理论解释力和现实针对性的原创性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标识性概念。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的深刻内涵，对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超越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传统生产力理论是在自然经济和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那时候的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经济发展中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生产力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产出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自然经济和短缺经济的诉求。例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略环境污染；更注重追求人口红利，而不是人才红利；更多依靠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及后发优势的模仿性技术进步，追求低成本扩张；等等。传统生产力理论为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对于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始阶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传统生产力理论面临着解释力的局限和挑战，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新经济现象、新劳动资料时，比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智能设备等，既难以形成具有穿透力的理论指导框架，更难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措施，面临范式变革的压力。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刻指出“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并要求“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工作水平也要相应提高”。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同时，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传统生产力理论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迫切呼唤形成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我国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提升经济发展的结构、效益等，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顺应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符合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现实需要。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迭代提升，强调通过创新推动生产力的质态跃升而不仅仅是规模扩大来促进经济发展。相对于传统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它对传统生产力理论所不能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比如如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质量、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等。其中，“新”表现在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质”表现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推动技术和业态层面的创新，又要推动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提出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经济学总体上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中发展的。然而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并没有从宏观层面对生产力问题进行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进一步彰显。
1776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自此一段时间经济学的发展，被马克思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国家如何致富以及财富如何分配。比如，亚当·斯密强调分工能够提高效率，并以造针为例说明以分工的方式造针比单个人造针效率更高。大卫·李嘉图主要研究的是价值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分配问题等，并提出了比较优势概念，认为分配应有利于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将用所得进行社会再生产。让·萨伊提出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认为不管产量怎样增加，产品都不会发生过剩。在这一时期，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这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打破了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应对和防范经济危机成为迫切需要和研究重点，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凸显。约翰·凯恩斯把消费提升至重要地位，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并主张政府要实行积极的扩张性政策以阻止经济下滑。阿瑟·拉弗等人主张扩大供给，创造更好、更符合需要的产品，在新的层次上打开新的市场。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经济增长基本一致的水平，其他问题则由市场去解决。在这一时期，宏观调控主要解决的是总量问题，而对于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过多关注，因此也没有对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问题作出回答。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经济学研究五花八门，形成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分支学科，但主流是研究经济周期。经济学者着重分析经济周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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