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发挥领导干部在法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同志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少数”，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对全社会的法治建设具有风向标作用。领导干部只有切实提升法治能力，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带头厉行法治，认认真真讲法治、踏踏实实抓法治，强化法治建设内生动力，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才可能变成现实。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的时代要求
第一，全面依法治国亟须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保障。要让法治理念落地生根，保证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见行见效，使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维护法治权威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打造依法履职、恪守程序的政府，培育信仰法治、依法治理的社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法治能力，以敬畏之心更加严格依法用权，更加自觉依法履职。然而，相较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标准、严要求，部分领导干部对法律法规的学习还不够重视，依法履职的理论素养还不够深厚，工作细节中的法治要求还不够明晰，特别是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还存在本领短板。
第二，推动高质量发展亟须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是当前全体领导干部必须扛起的使命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把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要使新发展理念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必须把法治作为重要助推力，通过科学民主的立法设计、严格规范的文明执法以及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为创新发展起到支撑作用，为协调发展提供有效机制，为绿色发展更好保驾护航，为开放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共享发展夯实制度保障。领导干部只有掌握和运用好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使新发展理念与法治深度融合，新发展理念才可能成为共同的社会实践，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如果领导干部不懂法守法用法，不为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和合法权益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就会落空，市场主体的干劲和信心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纠纷亟须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稳定是社会改革发展和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前提条件。***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改革势必带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价值观念深刻变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越来越凸显，历史问题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并未降低，而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又不断涌现。及时高效地化解矛盾纠纷成为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一道“必答题”。法治有着理性、规则性、程序性、执行保障性等特点，带有定纷止争的基因，是减少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也是化解矛盾纠纷的最佳方式。良法可以在事前提供行为指引，减少矛盾纠纷产生；事中提供解决机制，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事后提供救济渠道，通过矫正正义恢复社会秩序，全过程保障善治。因此，领导干部只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改革积累的社会矛盾和调和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冲突，才能取得最长时效、最佳效果的社会稳定。如果领导干部信奉法治不如人治，不用法治思维武装头脑和法治方式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各种矛盾纠纷只会越来越凸显，就很难获得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支持，社会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
二、当前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的误区
第一，在追求行政效率中忽视目的正当性。目前，行政的繁重性、紧迫性和社会成员对于公共行政的依赖性、期许性越来越高，行政机关不应囿于依法行政的最低标准，更应主动积极地追求效能性。但实践中，部分领导干部过于强调工作效率，没有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导致忽视群众利益、逾越法律红线的问题时有发生。譬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8起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典型案例（第二批）之四“陆某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被告片面追求行政效率，采取了有组织的强制动迁，在无任何法律文书依据、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原告后院及其附着物拆除运离。最终，生效判决从基础事实出发，结合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法律理念和生活逻辑作出合理判断，确认被告拆除行为违法。
第二，在强调安全稳定中忽视行政合法性。加强信访治理和积案化解对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部分领导干部在权衡“发展”与“稳定”的价值目标时，往往过于强调稳定，涉及维稳事件时多偏向于依靠行政手段来解决，许多案件的最终处理都依赖于领导接访、批示，强化了群众心中“人情大于法，领导批示大于法”“越是大领导越管用”的错误认知，并产生“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治的权威性。譬如，在“吴某不服福建省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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